建立大帝国，很难很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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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221年，秦统一中国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中国历史就此停滞，再无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变化，只是简单地王朝循环：新王朝建立-初期强盛-渐渐腐败衰落-政治糜烂导致民不聊生-农民起义推翻政权-新王朝建立……一直到近代，这个循环才被打破。
这种整体印象其实很粗糙很不准确，抹杀了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发展演变。事实上，无论是制度层面，还是思想观念层面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，充满了复杂、激烈的变革和进步，绝不是简单的王朝循环。
可喜的是，近年来新出版的一批历史著作，已经发力深入剖析中国历史的内在演变，中国历史的形象，因此变得更加清晰、丰满，也更加可信。比如《祥瑞——王莽和他的时代》这本书。
《祥瑞》并不是王莽的传记，更不是意在给王莽翻案的噱头之作，而是整个西汉王朝的政治演变史。王莽既是灭亡西汉的操盘手，也是西汉王朝政治演变的结果。从刘邦到王莽，其中有丰富复杂的演化，而且是制度发展进步意义上的演化。
今天我就来说说西汉政治演变史的第一步：帝国的建立。
说到西汉王朝-大汉帝国的建立，大家肯定以为关键是楚汉相争那场战争。在那场战争中，刘邦打败了项羽，随后建立了大汉王朝。再往前说，统一的中华帝国，是秦始皇建立起来的。为此，秦始皇做了很多事，“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”，书同文车同轨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。
秦始皇辛辛苦苦，统一了中国，建立了大帝国。刘邦所做的，只不过是结束秦末的战乱，恢复和平和秩序，重建帝国而已。换句话说，刘邦只是继承了秦帝国的基业。所谓建立大汉帝国，主要费劲就是楚汉相争那几年。
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。
秦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，但秦的短命而亡，正表明，这个帝国的基础很不稳固，一推就倒。让这个大帝国真正稳固下来，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，秦始皇远远没有完成。
不但秦始皇没有完成，刘邦也没有完成。从刘邦开始，经过文帝景帝到汉武帝，又经过昭帝宣帝，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才算基本完成。汉宣帝在公元前49年去世。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算起，完成这个历史任务，用了将近两百年。
从那以后，虽然中国多次陷入战乱和分裂，但统一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春秋战国时那种列国并立的局面，被认为是“不正常”。即使身处乱世，大家也都相信，恢复“正常”，也就是恢复国家的和平和统一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也正是因此，每到乱世，总有人出来“收拾旧山河”。
所以，西汉王朝最大的历史意义，也是他们的最大的历史贡献，就是把统一的中华大帝国真正稳固下来，稳固到足以经受日后上千年风风雨雨、世道变迁的考验而屹立不倒。中国人的主体民族，用“汉”作为名称，是很有理由的。
那么，西汉王朝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？
刘邦登基当了皇帝以后，有一次和大臣们聊天。刘邦问众大臣：你们说说，凭什么我得了天下？项羽是因为什么输的？
众大臣当然是抓紧机会拍马屁，说皇上啊，您之所以能得天下，是因为您这人慷慨大方，不吃独食，打下来土地，愿意给功臣们分，“与天下同利也”。项羽就不成，那人虽然是贵族出身，但吝啬得很，舍不得把土地分给别人，“得利而不予人利”。
刘邦一听，呵呵一笑，说你们啊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我能得天下，不仅是因为愿意和大家分享，还因为我善于用人，有张良、萧何、韩信这三位杰出人才啊。
这段对话，后世一般用来说明人才的重要性。刘邦和他的大臣们，可能也没想太多，但我们这些知道后来历史的人听来，却颇感紧张，甚至毛骨悚然。这段对话，很大程度上预示了西汉王朝后来的命运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这就说到今人理解古人的一个常见盲区。那就是古人往往格外重视他那个时代之前刚刚发生的大事，或者大量延续之前的观念、做法——历史也有惯性。
事实上，我们今天的人同样也会格外重视之前刚刚发生的大事，比如，当今世界，基本上还是在二战和冷战的笼罩下。联合国、北约、东西方的分别、苏联解体、美国在日本德国的驻军、中日韩三国复杂纠结的关系等等，很多事情和观念都是因为之前的二战和冷战。
但我们当然不会格外重视西汉人之前的那段历史。对我们来说，那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环节而已。我们不会有西汉人那种身处其中的切身感觉。
对于秦汉之际的人们来说，他们的时代之前，是长达几百年的春秋战国，再往前是更加分散、数量更多的分立政治体。因此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，列国并立才是正常状态，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秦的统一，对当时人来说，是个新鲜概念。大家还远远没有普遍接受。
所以，那些大臣们即使在恭维刘邦时，也自然而然地认为，皇帝把土地分给有功的人，大家各占一块，这才是好皇帝、正经皇帝。大家心目中的正经国家，是周朝那种分封建制、万邦协和的国家。大家根本不相信秦朝那种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这是刘邦面临的最大难题。
事实上，在当时人看来，“诛灭暴秦”和“列国复国”“重回周朝”是同一码事。“暴秦”之所以逞凶，不就是因为他们灭了六国么。既然如此，攻灭暴秦以后，就应该恢复六国啊。
项羽就是这么干的。灭了秦朝以后，项羽就大力恢复封建制，重建列国。又出现了一大堆“王”。并且，项羽给自己起了个很奇怪、很不伦不类的称号——西楚霸王，听上去不像天下之主，倒像是个山大王。这说明，项羽其实都没想清楚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建立新国家。他只是简单地效仿之前的周朝。
实际上，恢复封建制，正是项羽输给刘邦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他逆历史潮流而动。秦始皇虽然暴烈，但他建立统一大帝国，符合历史潮流的大方向——只是超前了一些。项羽不识大势，想要开历史倒车，这不就败了。
可是，刘邦虽然赢了，却同样要面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“回到封建去”的强大观念。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，秦朝是；刘邦的汉朝，可不是。
教科书上说，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，取代了商周的封建制。大家可能以为，刘邦建立的汉朝，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。其实根本不是。在“郡县”的成色上，汉朝建立初期，比秦朝差很多。
刘邦建立的汉朝，看起来其实更像周朝。刘邦的“汉”，占据一部分地盘。在“汉”的地盘里，实行了郡县制——中央委派地方官员，地方官员不得世袭。但在“汉”以外，还有很多诸侯国，有很多“王”。这些“王”都是世袭的，各国都有自己的“朝廷”和各种官员。这些诸侯国，和春秋战国时的那些国家，有些区别，但区别也不算大。刘邦这个皇帝，不像秦始皇，更像周天子——地位崇高，但实权有限。
这本书《西汉侯国地理》，就是研究西汉“郡国并行”制度及其演变的专门学术著作。研究得很详细，水平很高，并且，作者也是青年学者。
当时人的观念，从一个事情中可以看出来。
刘邦死后，吕后专权。吕后死后，汉朝一帮老臣，诛灭了吕家人，推举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刘恒继位。刘恒原来被分封在代国，是代王。这种分封的法子，和周天子分封子弟到各地做诸侯，差不多。
代国在今天的山西一带，离首都长安挺远。刘恒被封到这里，说明他已被“边缘化”，本来只能安安静静过一生，没想到天上掉馅饼，忽然被人推为皇帝。刘恒不知是吉是凶，就召集代国的大臣们商议。
他们怎么商议的，和本文无关，就不细说了。这里要说的是，在商议中，一位代国大臣说：
“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，习兵事，多谋诈……”
看，他的用词是“汉大臣”，而不是“朝中”“京中”等词汇。这和战国时赵国说秦国、楚国说齐国的口气，没什么不同。可见，当时人心目中，刘邦的汉朝，就是列国之一，只不过地位更高，类似于盟主、牵头人等等。这根本不是后世统一国家里地方对中央的态度。
当然，等到汉文帝坐上了皇帝宝座，为诸侯尾大不掉焦虑不安的，就该是他了。所以，虽然汉文帝能当上皇帝，是因为大臣诛灭了外戚吕氏，但汉文帝上台以后，照样重用外戚。这是因为，对汉文帝来说，外戚是外姓，就算做大，也不会篡位，同姓的诸侯王却是能真要命真夺权的。
汉文帝时，有个重要人物，那就是贾谊。贾谊深受汉文帝赏识，他给汉文帝出了几个重要的计策，目的都是为了削弱诸侯国。贾谊也因此遭到权贵的激烈攻击，被外放到长沙，年纪轻轻就死在那里。
汉文帝在世时，努力削弱诸侯国的力量。这期间，有个词“除国”时而在史书中出现，意思就是把某个诸侯国除去，在那个地方实行郡县制，也就是纳入中央直管范围。但汉文帝力量有限，只能尽量做，没有彻底完成。
后来就到了汉景帝。到这时，虽然也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中央集权，但毕竟汉朝稳定地存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，加之文帝虽然力度不大但坚持不懈地“除国”，汉朝中央的力量已经渐渐超出其他诸侯国，整体格局已经和春秋战国不同。中央-地方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。
这是汉景帝加大力度削弱诸侯国的背景条件，虽然如此，还是招致了“七国之乱”。从名字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七个国家闹出来的乱子，和后世的“八王之乱”等等，性质不一样。
七国之乱中耐人寻味的一点是，带头闹事的吴王刘濞，并不像后世的造反者那样要夺取汉景帝的帝位。刘濞想要的，只是继续保持诸侯国现状。刘濞就想安安静静地当个诸侯王。
七国之乱的失败，刘濞之死，意味着最后一批抱持“列国并立”封建观念的人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七国之乱以后，汉景帝开始大刀阔斧地铲除、削弱诸侯国，力度比文帝时要大很多。到这时，汉帝国才算是有模有样了。
平定七国之乱，是中华帝国政治演变的重要环节。从此以后，没人能再开历史倒车，让中国回到春秋战国那种列国分立的状态，那种状态的正当性，也一去不复返了。中国坚定地向着统一大帝国的方向进发。
接下来是汉武帝的推恩令。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，推恩令让诸侯国很快变小变弱。到了公元前123年，汉武帝在一份诏书中说：
“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，朕甚悼之……”
这是汉朝第一次在诏书中使用“一统”这个词。这意味着，中央-地方关系正式取代了天子-诸侯关系。
到这时，制度层面，统一大帝国的基本框架完整了。但仅有制度建设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意识形态建设。这就是汉武帝、汉宣帝的贡献了。
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他的作为是多方面的。在帝国建立这方面，除了推恩令以外，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要目的，实际上是要为汉帝国找到秦朝法家以外的替代性意识形态。在当时，只有儒家可供选择。
当儒家的主导地位确立以后，汉朝也就有了和此前朝代不同的新的国家基础。可以说，这时才算是汉帝国的真正“建国”。而汉武帝的泰山封禅，完美符合了汉帝国建国的礼仪要求。
在泰山封禅中有个细节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，当时的太史令，没有被允许一同前往。司马谈因此忧愤发病，不治而亡。
太史令这个官职，以往很重要，有些类似大祭司的角色，负责沟通天人之间的联系。类似封禅这样的大典，太史令是一定要在场的。他在场，仪式才能上达天听，才有效。
但汉武帝居然故意不让太史令出席。刘彻这个皇帝确实不一般。他的意思是：大汉王朝和他自己这个皇帝的正当性，不需要“大祭司”了。皇帝本人说了算。并且，经过封禅，也就是直接从上天那里得到“授权”，刘氏家族不再是造反起家的暴徒之后，也不是秦始皇那样的旧贵族的延续。汉王朝开创了新的合法性源泉。大汉王朝真正接过了天命。
不要小看这些礼仪性的活动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国力强盛，才能隆重举办如封禅这样的大活动。同时，成功举办了这种活动，对官员、百姓的心理影响，很大，对国家合法性、正当性的加强，会有很大促进。
不过，汉武帝虽然功劳大，支付的成本也很大。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”，以至于汉武帝死后，很多人站出来批评他。汉武帝在打牢大汉王朝的基础的同时，也造成了其他方面的结构性损伤。
对这些损伤打了补丁，完善制度建设的，是汉宣帝。
大家批评汉武帝，就想要实行类似轻徭薄赋、不与民争利的儒家主张。汉昭帝时期，著名的“盐铁论”大辩论，就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弘扬儒家观念的热烈思潮。到了宣帝时，儒臣们更是气势饱满。汉宣帝的儿子，也就是太子、未来的接班人，也是儒家的信徒。
对此，汉宣帝给了当头一棒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……乱我家者，太子也！”
具体政策上，汉宣帝左手打压儒臣，右手重用法律行政方面，也就是法家方面的官员。同时，提高宦官、外戚的地位，以抗衡外边朝廷上的儒臣。总之，是在王道和霸道之间保持平衡。
经过汉宣帝的努力和一番作为，一方面，儒家观念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了；同时，在执行层面，大量法家的技术性官僚掌控政事。而且，汉朝至此已经延续一百多年，本朝的惯例、传统也蔚为大观。两方面结合起来，汉朝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完成了。
汉宣帝以后，西汉也就过了顶峰期，开始走下坡路。虽然如此，作为统一大帝国，各方面的建设已经完成——最重要的大事，基本做完了。
回顾这个过程，明显可以看出，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建立，很难很难。不但复杂，而且很多事情只能依靠时间的积累，在合适的历史时机完成。因此，这绝不是一个人——即使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，或者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任务。更不是开个会、发个宣言、公告就能完成的事情。
看事容易做事难。把广大地域内的众多人民，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。这件事的真实难度，远超人们的想象。
换了角度来说则是，到今天，虽然大家都是看上去一样的国家，都有国旗国歌，但作为中国人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是走了很远很远，经历了很多很多，付出了很多很多，牺牲了很多很多，才走到今天广土巨族的国家。
这时，回望那些还处在列国分立阶段的其他文明，真是万语千言，欲说还休——说了你们也不懂。
张向荣：《祥瑞：王莽和他的时代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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